中国哪里人最会赚钱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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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今天,中国哪里人最会做生意?福建人、广东人还是山西人?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有争议。但哪方水土最滋养富商,这个就有共识得多。

  以福布斯发布的2017全球亿万富豪榜为例,浙江省上榜人数最多,达22人,财富总额1258亿美元,居全国第一。广东排名第2,11人上榜,财富总额789.5亿美元。广东相继走出了李嘉诚、黄光裕和马化腾等中国首富,浙江更是首富之乡,宗庆后、丁磊和马云都曾登上中国首富宝座。

  从数据上看,浙江和广东最出首富,堪称“老板故乡”。那是不是就是浙江和广东这两个首富之乡的人最会做生意?如果是,浙商和粤商又是凭借什么问鼎群雄?

  2013年6月,浙江嘉兴,红布盖住了“优秀民营企业”的匾额,等待民营企业家上台来掀开 / 视觉中国

  中国哪个省最会做生意?“老板故乡”浙江当之无愧。在浙江,会做生意的有钱人实在太多了。CNN 2016年9月的一则报道称,据胡润报告的数据,浙江已经诞生了72位亿万富翁,在全世界仅次于美国加州的92人。浙江人口占全国的5%,但是浙江的有钱人却占全国的15%。《2015胡润浙江地区财富报告》则显示,浙江每380人中有一人是千万富豪,每6200人中有一人是亿万富豪。

  浙江不仅富豪多,默默无闻的“老板”也多。截至2016年12月底,浙江省在册市场主体528.6万户,其中,企业168.4万户,个体工商户352.9万户。而且这些企业以民营企业为主,民营经济总量占比超过六成,撑起了浙江的大半边天。截至2015年6月底,浙江私营企业总户数达到120.2万户,占企业总量的88.9%,比重为全国最高。

  2016年11月16日,浙江嘉兴,乌镇互联网大会上,丁磊在接受媒体采访 / 视觉中国

  更重要的是,企业贵不在多,更在精,浙商创办的企业绝对是中国企业中的佼佼者。2016年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中,浙江共有134家民营企业入围,前100强有17家,总数连续18年蝉联全国第一。

  这还没考虑浙江这几年入榜数企业一直在减少,2006年时浙江有203家企业入榜,一个省所占比例为全国的40.6%,而浙江私营企业占全国比重只有8.2%。按人口平均,浙江省当年每万人拥有全国民企500强的比例是全国平均的10倍以上。

  所谓“无浙不成市”,哪里有市场,哪里就有浙江人。浙商不满足于只在浙江省内布满企业,他们走南闯北,甚至蜚声海外。

  全球浙商人数超过800万,浙籍华侨拥有的资产在7000亿美元以上,占全球华侨华人总资产的20%左右;截至2016年底,浙商创办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计8654家,覆盖142个国家和地区,浙江对外投资额2015年达到139.9亿美元,十年里平均每年以超过50%的速率增长。浙商成为中国现代商帮中名副其实的领军者。

  无论从经营者数量、财富总量、社会影响力等哪方面衡量,浙商皆属中国人数最多、分布最广、实力最强、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群体,称之为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,毫不为过。

  不过,广东人也许会不服,尤其是在海外的影响力,广东人认为自己还略胜一筹。毕竟,广东籍的华侨实在是太多了。广东省侨务办公室党组书记曾庆荣曾表示,据不完全统计,在海外的广东籍华人华侨约有3000万人,占全国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,分布在1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

  粤籍华侨不仅人数多,有钱的也不在少数。就以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全球华人富豪榜中来说,在该榜单中,粤商是港澳台及海外华人富豪最多的商帮,占比达23%。

  2015年12月29日,广东省佛山市,佛山召开近十年了规模最大的佛山市民营企业家大会 / 视觉中国

  再看国内,与粤商比,浙商在某些方面也要逊色几分。截至2016年末,广东全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896.63万户,各类企业超过350万户,这相当于全广东每千人拥有企业达到32户,比浙江还要略多一点。

  再看上市公司数量。截至2017年3月,浙江在A股已发行、上市的公司数量为353家,居全国第二,低于广东的503家。截至2017年一季度末,广东省的市场主体总量,内资企业、私营企业、外商投资企业、个体工商户户数等五项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。

  但是在考虑这些数据时,必须要考虑到两省的人数,2016年末,广东常住人口为10999万人,但浙江省2016年末全省常住人口仅5590万人,几乎只有广东一半人那么多。按比例和前面提到的种种数据来看,浙江人绝对才是名副其实的生意之王。

  不过,诚如首富之位风水轮流转,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这个称号也并非一开始就属于浙商。事实上,曾经富可敌国、显赫四方的乃是晋商和徽商,他们在明清时烜赫一时,当时的浙商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影响力上,都与晋商、徽商不可同日而语。

  晋商号称“中国威尼斯商人”、“纵横500年的中国华尔街帮”。清朝时期,晋商的货币资本逐步形成,不仅垄断了整个北方贸易和资金调度,而且插足整个亚洲地区,甚至把触角伸到了欧洲。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,所谓“凡是有鸡呜狗叫的地方,都有山西商人”。

  在五个多世纪里,晋商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,上至绸缎,下至葱蒜,他们还在清初即创建中国最早的银行——票号,一度垄断金融业。

  所谓“南徽北晋”,徽商在明清时期也十分繁盛。当时,徽商“足迹几遍宇内”,拥有“无徽不成镇”的盛名。

  徽商所拥有的资本也相当惊人,所谓“下贾”二三十万,“中贾”四五十万,“上贾”百万、千万者,不仅同期的浙商难与其匹敌,即使同期的西欧商人也难望其项背。

  明清时期,晋商和徽商绝对才是中国最会做生意的人。然而,今日晋商和徽商盛名不再,如今的辉煌属于浙商。为什么?从晋商徽商的没落中,或能读懂这一切——晋商徽商的没落,很大程度上与清朝的灭亡有关。

  2015年11月18日,内蒙古锡林郭勒盟,山西会馆。浮雕《中国历史文化名镇——多伦诺尔》,表现清朝晋商在多伦地区经商、聚会、娱乐、议事的情景 / 视觉中国

  晋商兴起于明初,即14世纪中叶,因明朝北方边塞大量驻军,为解决军饷问题,明朝实行“开中法”,商人承办边镇所需的粮食等物资,以此获得盐引,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。商人独占盐的贩卖,兼营五谷和贩盐,获取巨利。晋商抓住这个时机,以地缘优势,凭借经营盐、粮、丝、茶等物资性行业,积累了大量的商业资本。

  然而,明弘治五年(1492年),明朝改“开中”为“折色”,商人以银两换取盐引后贩盐,徽商以地缘靠近两淮盐场集散地而兴起,甚至渐渐超过了晋商。

  部分晋商则利用明政府开放北部边疆贸易的机会,开始转向旅蒙贸易。但徽商和晋商主要的经营内容还是盐、茶、典当、木等。

  然而,明清时期,盐、茶的专卖权都是由国家垄断的,在商人地位低下的时代里,商人为取得经商资格,必须与政府保持特殊关系。晋商、徽商苦心经营的都是所谓“官商经济”。而且要保持盐、茶的暴利也仰赖于政府维持垄断地位。

  所以,当清朝道光年间实行盐法改革,取消了盐引和引商对盐业的垄断,以盐业作为主业的徽商遭遇重创,渐渐走上了衰败之路。

  而晋商与清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,是“御用商人”。从明末开始,晋商就走私粮食、衣物等给后金,并获得了后金的人参、貂皮、珍珠等物资作为回报。

  晋商不仅活跃于商业领域,还作为官僚和军人支持清朝,为清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如晋商中的佼佼者范氏家族就出了多位清朝的文武大臣。

  2015年09月21日,山西省晋中市,渠家大院。渠家鼎盛时期的资产在千万两白银之上 / 视觉中国

  清道光初年,晋商把大量资本投入到金融领域,创立了票号。它的主要业务是清政府京、协饷的解运和垫款汇兑,还对一些重大军事活动所需军费提供有力的支持,对各地驻军发放军饷提供资金融通,承接各地调遣军队的贷款。

  因此,票号与清政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,是清政府的财政支柱。后来晋商票号的倒闭,很大程度就是清政府的败亡所致。

  清末,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,身处内陆的晋商地理优势丢失,加上白银外流、铜钱价格暴跌等因素,晋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归于衰败。

  然而,在战争和长达近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,不管是没落的晋商、徽商还是清末民初也曾兴盛的粤商、浙商,都在“工商业改造”和“割资本主义尾巴”的社会环境中,不同程度地衰落了。到1978年,遭受计划经济连续20多年遏制的个私经营者,全国残存14万人。

  2016年12月9日,山西省晋中市祁县,煤老板转型建设十万平米室内景观园,内部建设包括四季南果园、晋商民俗文化区、生态餐饮、仿古四合院、温泉养生、江南美食城等,总投资数亿元 / 视觉中国

  不过,伴随着民间经济寒冬的是,山西凭借着资源优势走出了“以煤兴省”的路子,饱受政策优待,国有经济发展顺风顺水。

  而与计划经济色彩浓厚的工业省份山西相反的是,浙江中南部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,地理偏僻,交通不便,没有矿产,没有工业基础,极少国家投资,反倒很少受到计划经济束缚。

  以浙江为例,浙江省人均耕地只有0.47亩,不到全国平均数的一半,农业比重大,工业基础薄弱,缺乏国家投资和政策优待,国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。

  2017年5月6日,浙江金华,波兰参展商展示具有当地特色的陶瓷用品 / 视觉中国

  以义乌为例,它地处浙中盆地,三面环山,全县28万劳动力,剩余劳动力达15万人,人均收入88元。迫于生计,义乌人只好肩挑货郎担,手摇拨浪鼓,走街串巷“敲糖换毛”,以获取微薄利润。那时“敲糖帮”的发源地义乌廿三里镇外出鸡毛换糖的人员多达五千余人,经营范围遍及全国。

  温州人的民间经济活动也仍在进行。20世纪60年代末,温州等地的一些乡村就有一半以上的劳动力外出跑买卖和做手艺。据调查,温州全市的无证商贩在1970年时有5200人,1974 年有6400人,1976年达到11115人。“地下包工队”、“地下运输队”、民间市场和生产资料“黑市”也广泛存在。在温州1976年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中,民间市场交易额占了九成。温州后来的民营经济就是以此为基础成长起来的。

  温州最先兴起的“十大专业市场”,不是兴起于城镇中心,而是交通不便的水湾乡村。浙江工商大学校长张仁寿称之为“边区效应”:“温州十大市场大多坐落在水陆交通都不是很便利的地方,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,在那些地方,计划经济的束缚相对较小,否则,这些市场很可能在兴旺之前就遭取缔。”

  2012年7月27日,温州楼市在风雨中“摇摆”,开发商疯狂打广告促销 / 视觉中国

  1995年浙江省工商联主持的私营企业主调查显示,84.8%的私营企业主出身“乡镇”和“村”,2003年的数据则显示,80.98%出生在乡村。浙江第一代富豪榜上的绝大部分人出身贫寒,被称为“草根浙商”,其中相当一部分,出身于泥水匠、打铁匠、养蜂农等,他们收鸡毛、收鸭毛、收废旧物品等。

  数百万连普通话都不会讲、讲不好的浙江农民到全国各地经商,凡有城镇的地方都有浙江商人。根据第四次人口普查,1990年浙江流出到省外人口78万人,省外流入人口8万人,净流出70万人。

  相比之下,计划经济体制下因资源丰富而饱受政策倾斜的“山西老大哥”却陷入了发展困境,“以煤电产业为纲、以国有企业主导、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运行机制的发展道路”举步维艰,经济结构单一,“塌方式腐败”的报道层出不穷。老大哥,浸淫资源的温床太久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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